中國的AI熱潮正在催生一種新型創業者

近年來，“內卷”（neijuan）一詞在中國社會流行開來，它源自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·格爾茨對爪哇農業模式的描述——一種投入更多勞力卻無相應產出的現象。在中國，這個詞精準地捕捉了人們在經濟增長放緩、學歷貶值、房產階梯難以攀登的背景下，拼命努力卻難以突破的集體感受。

疫情期間及之後，中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一群被稱為“創業型工作者”的群體。他們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僱員，也不是真正的資本所有者，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數字勞動者。與2010年代中期以機會和向上流動為特徵的創業浪潮不同，這一代創業者被夾在“為別人打工”和“為自己創業”之間。他們利用生成式AI工具進行文案創作、設計、電商運營和短劇製作，或者透過播客、獨立咖啡館、部落格和小規模創意產業，重新調整自己與工作和生活的關係。

如果說2010年代的創業型工作者誕生於平臺擴張、資本狂熱和技術樂觀的交匯點，那麼2026年的這批人則是房地產衰退、平臺成熟、AI普及和風險常態化的產物。兩代人都反映出，在技術變革和資本力量推動下，勞動力變得更加靈活，創業門檻持續降低，“工人”與“創業者”的界限日益模糊。

與老一輩“越努力越幸運”的信念不同，新一代工作者深知平臺不一定帶來自由，演算法可能隨時切斷流量，AI可能快速壓縮技能溢價。一個人就是一家公司，用AI寫文案、做設計、剪影片、做客服——儘可能降低成本，儘可能快速行動，維持生計和靈活性。他們不再夢想成為下一個馬雲，只希望負擔房租、社保和基本生活開銷，並留出一點喘息的空間。

但或許正因如此，他們對勞動與生活關係的理解，反而更接近一種後增長時代的自我重塑。他們可能並未擺脫不穩定，但開始追問：當成功不再只是IPO、買房和財務自由，勞動還能承載怎樣的值得過的生活？

正是在內卷的焦慮與幻滅中，一場創新實驗正在中國重新孕育。與矽谷由金融資本、平臺壟斷和地緣政治驅動的模式不同，中國的AI基礎模型公司（如DeepSeek）在美國晶片出口管制、算力有限和資本謹慎的約束下，探索出一條不同路徑。它們無法複製“燒錢堆算力”的模式，而是更注重透過模型壓縮、架構最佳化、工程效率和開源生態尋找突破——在更低的訓練成本和更高的部署效率之間尋求平衡。這不僅是低成本替代，更像是一種在外部封鎖和內部競爭雙重壓力下鍛造的“約束性前沿創新”。

從這個意義上說，中國AI的發展不僅是國家產業政策或科技巨頭戰略調整的結果，也深深植根於更廣泛的社會結構。那些分佈在電商、自媒體、短劇和零工平臺上的創業型工作者，多年來在資源極度有限和激烈競爭的條件下，被迫形成了效率、理性和生存智慧。他們為國產AI模型的部署提供了最豐富的應用場景。換言之，他們原本被視為個體生存策略的“節儉創新”，正與中國大語言模型的發展產生意想不到的共鳴，並驅動著一個不同於矽谷的創新生態。

“節儉創新”這一概念源於印度“jugaad”傳統，即用更少的資源創造更多價值。如今在中國，它已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替代，而是一種能在技術封鎖、資本收縮和高強度競爭中重塑前沿創新的制度化能力。

在美國主流的創業神話中，創業者通常是孤膽英雄，脫離家庭和社會網路，憑藉才華、冒險精神和資本支援，以個人力量改變世界。但中國的創業者很少真正單打獨鬥。他們始終嵌入國家的政策軌跡、資本分配和治理邏輯中，並且與家庭緊密相連。隨著中美科技競爭加劇和生成式AI興起，國家的角色從“大眾創業”的廣泛動員轉向圍繞AI、算力基礎設施和產業安全的新一輪針對性組織。地方政府開始試點AI驅動的“一人公司”政策——提供算力券、低租金辦公空間、改造閒置工業園區以及模型和資料支援——以吸納大型科技公司的裁員員工，創造新型就業，並將個體創業重新嵌入國家主導的AI發展框架。

表面上看，這種模式降低了創業門檻，鼓勵“一人+AI代理”的超個體。但同時，它也意味著一種隨政策週期起伏的脆弱性。與此同時，隨著房地產泡沫破裂和中產階級資產縮水，家庭越來越像一個過度拉伸的緩衝器。許多年輕創業者之所以能創辦AI初創公司或進入靈活就業，是因為風險已轉移到了父母的養老金、家庭儲蓄和房產資產上。

隨著創業型工作者的生存策略、中國AI模型的技術路徑、國家產業政策以及全球南方數十年積累的資源約束智慧相互融合，一種發展模式正在逐漸浮現——它既不同於矽谷的金融化擴張，也不同於傳統的模仿追趕。它尚未定型，充滿矛盾，但它提醒我們：未來的創新未必只誕生在資本最充裕的地方。有時候，它們也可能誕生在約束最密集、競爭最殘酷、最需要重塑生存方式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