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工智能的加速效应

经过数百次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后，我发现这些讨论并非仅仅围绕生产力工具，而是深入探讨社会变革，并揭示了人们最深层的恐惧与渴望。与此同时，我在州参议院选区开展了一项关于社会正义议题的调查，结果令人惊讶：人们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担忧竟与对优雅老去的担忧不相上下。一个普遍的问题是：“我们到底能从这一切中得到什么？”这很公平。同样有趣的是反应的多样性，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。

早期AI工具让我着迷于其将概念映射为数学向量的能力，经典例子是“国王-男人+女人=女王”。借助这些能力，我们可以按概念搜索文本，而无需使用精确术语。我曾建立了一个讲座搜索引擎，找到了许多原本无缘识得的伟大思想家。基于概念构建的模型还赋予AI总结的能力：一个冗长的想法可以被简洁地表达，反之亦然。

在软件开发中，我们仍在纠结如何表达“工艺”。一段满足功能的代码可有多种表现方式：从简略缺失错误检查，到冗长累赘。中间的某个平衡点才是理想：既稳健应对现实，又聚焦且能适应未来需求。

总结与反总结的能力使AI成为强大的加速器。对于它所触及的工作类型，这会影响远超“编程”的社会现象，我认为这解释了我们所有反应的多样性和强度。对于富有创造自主性的人来说，加速创造的工具极具吸引力；对于自省的领导者，它可帮助发现盲点并快速提升技能。相反，对于易受权力体系滥用影响的人，或面临失去工作中最有趣部分的人，这些工具则令人深感不安。

关于“互补品”的商业理论在此很适用。许多事物是“相辅相成”的：如意大利面与酱汁、汽车与汽油、美丽与惊奇。当某物变得更容易获得时，另一物则变得更加珍贵。同时，这对中“更便宜”的物品会得到更多使用。这在日常工作和宏观层面皆可见。

在工作场所，“技术债务”工作（即直接工作的障碍）会同时变得更廉价和更值得解决，因为它们阻碍人类和AI工作。像选择正确问题、引导团队这类技能变得更有价值，尽管它们一直都很重要。转动缓慢的1950年代拖拉机的方向盘与改变商用客机的航向，其影响截然不同。

我怀疑我们还会看到AI加速其他现象：技术让孤独或焦虑的人更甚（我卸载Instagram后心理健康得到改善！）。同时，我见证了那些应对学习障碍或沟通挑战的人能更轻松地应对。

工具供应商宣称能用机器替代人类劳动。虽怀疑此说法，但信息明确：权力和机构将AI视为进一步实现自身利益、集中财富和权力的工具。今年早些时候，我观看了宾夕法尼亚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报告。全国范围内的资金削减（包括金额和可及性）令人瞩目。特别是对“最难安置”人群（性犯罪者、吸毒成瘾者、严重精神健康问题者）的资助削减，预计将导致宾夕法尼亚州新增5500名无家可归者。这与AI信息的关键重叠：更显眼的社会问题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不找到为世界权力者利益行事的方式，最坏的情况可能发生。

最终，这一切使人性更重要、更珍贵。LLM无法做到的事情很多。这些事在没有AI的世界里本就重要，但因其稀有性而变得更加特别。我们应调整努力去追求它们：建立关系、直觉和影响权力、创造充满美、意义和归属感的空间。

最后，我欣慰地看到一些宾夕法尼亚州议员正响应时势。我的州众议员梅丽莎·塞拉托投票支持了PA的数字广告税（HB 1678），我的州参议员玛丽亚·科莱特签署了一份备忘录，呼吁结束PA的累退税制。虽然这两项都尚未成为法律，但它们是“试水”的重要第一步，旨在探索支持选民的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