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的AI热潮正在催生一种新型创业者

近年来，“内卷”（neijuan）一词在中国社会流行开来，它源自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·格尔茨对爪哇农业模式的描述——一种投入更多劳力却无相应产出的现象。在中国，这个词精准地捕捉了人们在经济增长放缓、学历贬值、房产阶梯难以攀登的背景下，拼命努力却难以突破的集体感受。

疫情期间及之后，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群被称为“创业型工作者”的群体。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员，也不是真正的资本所有者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数字劳动者。与2010年代中期以机会和向上流动为特征的创业浪潮不同，这一代创业者被夹在“为别人打工”和“为自己创业”之间。他们利用生成式AI工具进行文案创作、设计、电商运营和短剧制作，或者通过播客、独立咖啡馆、博客和小规模创意产业，重新调整自己与工作和生活的关系。

如果说2010年代的创业型工作者诞生于平台扩张、资本狂热和技术乐观的交汇点，那么2026年的这批人则是房地产衰退、平台成熟、AI普及和风险常态化的产物。两代人都反映出，在技术变革和资本力量推动下，劳动力变得更加灵活，创业门槛持续降低，“工人”与“创业者”的界限日益模糊。

与老一辈“越努力越幸运”的信念不同，新一代工作者深知平台不一定带来自由，算法可能随时切断流量，AI可能快速压缩技能溢价。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，用AI写文案、做设计、剪视频、做客服——尽可能降低成本，尽可能快速行动，维持生计和灵活性。他们不再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，只希望负担房租、社保和基本生活开销，并留出一点喘息的空间。

但或许正因如此，他们对劳动与生活关系的理解，反而更接近一种后增长时代的自我重塑。他们可能并未摆脱不稳定，但开始追问：当成功不再只是IPO、买房和财务自由，劳动还能承载怎样的值得过的生活？

正是在内卷的焦虑与幻灭中，一场创新实验正在中国重新孕育。与硅谷由金融资本、平台垄断和地缘政治驱动的模式不同，中国的AI基础模型公司（如DeepSeek）在美国芯片出口管制、算力有限和资本谨慎的约束下，探索出一条不同路径。它们无法复制“烧钱堆算力”的模式，而是更注重通过模型压缩、架构优化、工程效率和开源生态寻找突破——在更低的训练成本和更高的部署效率之间寻求平衡。这不仅是低成本替代，更像是一种在外部封锁和内部竞争双重压力下锻造的“约束性前沿创新”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AI的发展不仅是国家产业政策或科技巨头战略调整的结果，也深深植根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。那些分布在电商、自媒体、短剧和零工平台上的创业型工作者，多年来在资源极度有限和激烈竞争的条件下，被迫形成了效率、理性和生存智慧。他们为国产AI模型的部署提供了最丰富的应用场景。换言之，他们原本被视为个体生存策略的“节俭创新”，正与中国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产生意想不到的共鸣，并驱动着一个不同于硅谷的创新生态。

“节俭创新”这一概念源于印度“jugaad”传统，即用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多价值。如今在中国，它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替代，而是一种能在技术封锁、资本收缩和高强度竞争中重塑前沿创新的制度化能力。

在美国主流的创业神话中，创业者通常是孤胆英雄，脱离家庭和社会网络，凭借才华、冒险精神和资本支持，以个人力量改变世界。但中国的创业者很少真正单打独斗。他们始终嵌入国家的政策轨迹、资本分配和治理逻辑中，并且与家庭紧密相连。随着中美科技竞争加剧和生成式AI兴起，国家的角色从“大众创业”的广泛动员转向围绕AI、算力基础设施和产业安全的新一轮针对性组织。地方政府开始试点AI驱动的“一人公司”政策——提供算力券、低租金办公空间、改造闲置工业园区以及模型和数据支持——以吸纳大型科技公司的裁员员工，创造新型就业，并将个体创业重新嵌入国家主导的AI发展框架。

表面上看，这种模式降低了创业门槛，鼓励“一人+AI代理”的超个体。但同时，它也意味着一种随政策周期起伏的脆弱性。与此同时，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和中产阶级资产缩水，家庭越来越像一个过度拉伸的缓冲器。许多年轻创业者之所以能创办AI初创公司或进入灵活就业，是因为风险已转移到了父母的养老金、家庭储蓄和房产资产上。

随着创业型工作者的生存策略、中国AI模型的技术路径、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全球南方数十年积累的资源约束智慧相互融合，一种发展模式正在逐渐浮现——它既不同于硅谷的金融化扩张，也不同于传统的模仿追赶。它尚未定型，充满矛盾，但它提醒我们：未来的创新未必只诞生在资本最充裕的地方。有时候，它们也可能诞生在约束最密集、竞争最残酷、最需要重塑生存方式的地方。